在主管信息化的校领导们眼中，信息化建设的意义，不止于支持学校当前的教学、科研和管理，更在于支撑大学治理的现代化，支持大学远景目标的实现。2020年12月1日，CERNET第二十七届学术年会期间，国内多所高校的校领导齐聚2020高校CIO论坛，就信息化如何支撑大学治理等热点话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校长们认为，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当前高等教育本身正处于一个转型发展阶段，大学的人才需求在变化，教学形态在变化，在各种各样的挑战之下，大学发展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都在促使大学做出新的改变，如何进行大学治理，大学治理如何从传统模式中蜕变，成为大学面对的一项新课题。在此背景下，以信息化为引擎，实现大学治理现代化被普遍关注。

　　信息化赋能大学治理现代化

　　2014年1月，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教育治理”概念，并将此后一阶段我国教育工作的目标确定为“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近年来，随着教育面貌的不断发展变化，对于进一步提升教育治理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

　　大学凝聚了最具有战略意义的要素科学、知识、技术、人才，特别是各个学科的拔尖创新领军人物，所以大学治理不仅是教育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学其实和个人一样，承担了各种不同的角色，在不同的角色之间转换，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冲突和矛盾，比如科研和教学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些矛盾最根本的办法是依靠治理体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那么，大学治理应如何实现现代化？

　　相关专家表示，大学治理的现代化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二是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化大学制度。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王希勤表示，中国大学的现代化需要将西方的现代性与中国特色文化辩证统一，既要发展现代性，也不能失去“立德树人”的灵魂。

　　而在这两个方面，信息化建设都可以作为重要组成，并形成强大助力。

　　首先，在落实立德树人的大学根本任务上，信息化可以在教育理念、人才培养、教学方法与内容，教师发展、教育评价等多个纬度形成变革力量。例如，利用信息技术推动教学过程的目标、环境和手段等不同方面的发展，加快由以教为主向以学为主的转变。

　　其次，在健全现代化大学制度方面，不论是内部治理结构，还是与政府、社会等外部环境的关系，信息化转型都是突破高校管理边界最重要和最直接的方式。

　　例如，对于大学治理面临的部门职责不清晰、个人权责不对称、资源管理底数不清、考核管理制度未落地等问题，信息化建设可以提供一条阻力最小的解决路径。通过数据支撑、开发共享、资源融合、互联互通等能力，促使学校建立共享、公开、透明的治理环境。也就是说，信息化的应用，可以使大学在自身的体系中对不同的主体进行明确的“权限赋予”和“责任界定”，通过流程的重组，让各主体的角色作用得以释放。

　　王希勤也表示，信息技术深刻地改变了大学的内外部关系，包括提升了时间互动的跨度和频度，加深了空间互动的广度和精度，拓展了大学职能履行方式，改变了内外部关系对象的表达方式和交互方式等。

　　信息化对于大学治理的重要作用在2020年的新冠疫情中得到进一步彰显。许多高校已将信息化工作提升到战略性、基础性和引领性的重要支撑地位，信息化部门的业务定位也由统筹向治理职能转变。可以说，在现阶段，信息化已经成为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最重要的元素。

　　信息化对大学治理的达成、对高校水平提升的作用不言而喻，但目前而言，信息化的作用尚未充分释放，还有很多工作需要进行。如何才能更好地推进高校信息化？

　　机制改革整合信息化服务力量

　　高校信息化能力建设，首先要遵循体系化进行构建。校长们认为，信息化在高等教育领域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阶段，信息化如何为教学、科研、管理提供切实有效的支撑作用是信息化工作一直以来的使命。围绕这一核心，学校的体制机制改革，组织体系的重构，以及流程再造成为信息化工作的重点。

　　国内高校信息化体制机制主要以信息化机构设置的变迁为主线进行演进。在领导机构方面，主要经历了从“信息化领导小组”到“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的转变，两者以相应的“信息办”和“网信办”作为日常办公机构。但部分高校已经在探索进一步加强信息化建设力量的方案。据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陈丽介绍，2020年，北师大在原有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之外，成立了“互联网+教育”改革创新工作领导小组，两个小组共同推进学校的信息化建设。

　　可以看出，随着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越来越凸显，信息化部门也逐渐由教辅部门转变为独立的职能部门。但与当前高校信息化发展的需求相比，信息化体制机制仍存在不少问题，主要包括：

　　首先，很多高校的信息化建设规划、管理和实施，甚至最终决策都是由技术部门进行，缺乏多元主体参与机制，也就是近年来大家一直呼吁的业务部门、院系与信息化部门的整体协作。首都医科大学党委副书记刘芳指出，对于大多数高校来说，信息化部门仍在孤军奋战。因此，如何从顶层设计上就把这种多元化的信息化建设思路引入具体的工作机制中，将两类人员的力量汇集在一起，是当前高校信息化机制体制建设中迫切需要思考的。

　　据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正在进行一项体制上的尝试，在给予信息化办公室充足人员配置的基础上，让信息办职员深入各个职能部门去“挂职”，从而实现两股力量的融合，更好地进行信息化顶层设计。

　　但多数学校在人员编制上的规模远远落后于学校信息化工作的实际需求，那么，该如何构建切实可行的、高效的、适合自身发展特色的多元主体分工体制，建立起信息化部门和职能部门的分工、协作机制？刘芳鼓励信息管理部门主动推进信息化建设，包括主动为学校和各职能部门领导做培训，从而逐步实现顶层设计理念趋于一致。

　　其次，大多数高校的信息化建设面临人员不足的困境。武汉科技大学副校长吴怀宇明确指出，不管是信息中心还是网络中心，当前国内高校信息化的一大问题是信息化人员数量、能力与学校的发展不匹配。

　　关于这方面，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李卫青表示，华南理工大学的网络中心有44个事业单位编制，但从未招满过，原因是高校的薪资待遇和职业上升空间与企业相比，不具备足够的吸引力。因此，高校信息化队伍建设的问题不仅仅涉及岗位、职数，也涉及待遇和未来发展等，其最终解决需要通过体制机制的改革来实现。

　　当然，除了以上两个问题，信息化建设需要解决的难点还很多，包括许多高校没有建立评审机制，缺少对信息化建设规划、方案，以及过程中的阶段性成果及最终成果进行科学评价等。可见，体系的改变是个复杂的全局性问题，需要通过全方位深化改革来推动和实现。

　　总之，信息化建设要以健全的建设体制和机制为前提，以完善的制度作保障。但正如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杨宗凯所强调的：“重构一个适合新型教育的信息化体制机制，需要时间和精力的付出。”这必然也是一个不断磨合的过程。

　　数据治理驱动信息化建设

　　除了体制机制建设，高校信息化的治理还离不开数据驱动的理论体系。

　　随着大数据时代的快速发展，数据资产已成为各所高校的战略资产，高质量的数据也成为校内职能部门的关键成功因素。而数据治理也成为信息化的基础工作和核心工作，它促成了信息化体系的整体运行和各个系统功能的实现，是推动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正如陈丽所说，数据是未来高校信息化建设的重点，是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要素。西安交通大学副校长郑庆华也表示，数据治理在高校信息化建设中是一个基础性、关键性、中枢性的工作。

　　可见，数据治理已然成为所有信息化建设和智慧化校园建设当中迈不过去的坎。与此同时，它也逃不开信息化建设所面临的体制机制、队伍建设等困难，但其部门协作问题更为突出。数据治理之所以被称为“一把手工程”，主要是由于需要协调各部门将业务转换成数据，在规范、准确、完整梳理数据来龙去脉的基础上，将其应用服务于各个业务。但在实际工作中，跨部门的数据共享及沟通管理机制还不健全。

　　数据治理的核心工作是要保证“一数一源”，所有数据通过公共数据平台进行交换。例如，北师大成立的校务数据管理中心，为90%的业务建立了系统，并实现了90%的数据汇聚。西交大也通过搭建智能化数据资产平台，完成了17个单位和59个系统的链接，建立起有效的数据共享、管理与保障体系。

　　但这是一件“知易行难”的工作，需要以深入的跨部门沟通、协作为前提。在此过程中，只有实现数据的规范、准确和完整，才能让各部门和师生更多地使用数据。而数据多用，才能暴露和解决更多问题，更有效地提高数据质量。因此，数据治理需要形成长效机制，在不断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中逐渐完善。

　　总之，数据治理绝不是一项仅凭信息化部门一己之力就可以完成的工作，而是需要全校师生员工通力协作.

　　疫情契机加速高校数字化转型

　　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们面临着人才培养目标的升级、国际关系格局的变化，以及疫情防控的不确定因素。在这个阶段，信息化的价值更加显现。杨宗凯判断，教育信息化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他表示，近年来，我国政府布局系列教育信息化战略规划，当前我们正处于教育信息化1.0/2.0向智能时代跃迁的关键节点。特别是随着2020年4月“新基建”概念的提出，以及十九届五中全会“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提出，教育信息化对教育现代化的作用定位不断拔高。

　　疫情期间，高校信息化在疫情防控和在线教学科研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显然在客观上促进了高等教育信息化的发展，为信息化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郑庆华认为，疫情为高校信息化建设带来了三个重大变化：一是把在线教育从过去的探索，少数人的示范变成了新常态和全普及；二是学校管理人员和师生的信息素养得到了全面提升；三是让人们对于教育信息化的认识由点及面，教学成为现实与虚拟的叠加。

　　武汉理工大学副校长刘春江也表示，疫情期间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让学校和院系各个层面意识到信息化建设的必要性。“疫情之后，信息化对于高校发展建设而言，变成了像水一样的生存必需品。”

　　总体来看，疫情使得高校的信息化工作经历了价值“再发现”过程。疫情下，教学、服务的主战场经历了由线下到线上的大迁徙，让人们体会到高校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性，大学迫切需要构建一个与物理空间大学融合的、一体的数字空间大学，也就是Gartner提出的“数字孪生”校园的概念，它与物理校园一起成为大学发展的一体两面。如此，大学才能更加从容地面对人才培养、新技术涌现、疫情常态化下的有序发展等各种挑战。

　　面对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如何在多方合力下以技术推动教育创新变革，构建新的教育支撑体系变成大学要面对的一个越来越紧迫的课题。因此，眼下的“十四五”信息化规划就显得非常重要了。信息化建设初始时是以信息化普及为焦点，在“十三五”期间则重点关注信息共享和融合，而“十四五”规划，需要聚焦于传统业务变革，以数据资源为核心，通过学校各业务的流程再造，实现信息化支撑大学治理体系和能力的现代化。

　　总而言之，信息化建设可成为大学突破管理边界，实现大学治理现代化的引擎。它可以在明确权限分配、业务流程再造、部门数据共享和管理决策支撑等各方面为大学治理赋能。高校只有加强信息化建设，深化治理改革，才能进一步支撑和引领教学、科研，实现高质量的转型发展。